论子夜中金融资本的虚幻性与主体重构(7)

四、余论：在虚幻与现实之间

如果说吴荪甫等人在公债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属于个人冒险，试图从虚幻的金融市场中获得超额利益的话，那么，当他们预料到由于战事的变化会给他们的公债交易带来损失，并将这种损失直接转嫁到工人身上时，金融市场的虚幻性就与现实世界发生了联系。这就足以说明，尽管帝国主义利用金融资本操控中国经济的方式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当受控于这种控制模式的民族资产阶级将他们在公债市场中的损失转嫁给工人时，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的虚幻手法便得以赋形。

茅盾在此寻找到一种将金融资本力量在控制中国经济方面所显示出的虚幻性，与中国社会现实勾连在一起的叙事方式，即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将公债市场中的投机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转嫁给工人的做法的描写，突出强调了金融资本力量控制之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如何转嫁自身的危机，并且，这种转嫁似乎也提示出另外一种更大范围的“转嫁”：帝国主义通过金融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方式来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这两种“转嫁”所透露出的深层含义表明，帝国主义通过金融资本力量，在1930年代的中国再生产出了维护其控制模式的主体性力量，而民族资产阶级正是这种力量的代表。

尽管从表面上看，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以赵伯韬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实际上，二者在对待自身利益方面的态度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与赵伯韬那种明明白白为帝国主义办事的买办相比，吴荪甫、孙吉人等以“实业救国”为目标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面对公债市场的投机行为时，表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振兴民族工业的方式，冲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垄断；另一方面，在面对公债交易过程中带来的巨额收益时，他们又为自己的投机行为寻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甚至当他们预感到在公债投机中将会遭受损失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将这种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

本文无意重复“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旧论，而是想指出，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最后的失败，表面上来看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强大以及本国政府的软弱，但他们难逃失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他们有意无意地参与到了虚幻的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中，并扩散了这种投机行为。有研究者指出，导致吴荪甫最后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吴荪甫自身的“赌徒性格”[11]95-102。这种解读虽然能够指出吴荪甫在面对金融资本强大的主体重构力量时的个体性格缺陷，却未能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揭示出造成吴荪甫失败的社会经济诱因。换句话说，金融资本力量主导下的投机活动从根本意义上决定了吴荪甫们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而以冯云卿为代表的乡下土财主跑到上海来投机的现象表明，这种投机的狂热已经渗透到了思想最保守的乡村地区掌权者的意识之中。值得深思的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以“小刀会”和“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运动促使上海周边地区的难民不断涌向“租界”，随后，纯粹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现代房地产业开始出现。在农民起义失败之后，“房地产买卖摆脱了战乱时期的投机性质，一个更加规范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在上海出现。”[12]134-138此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通过殖民势力逐渐渗透到了中国社会内部，尤其是对大都市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冲击，来自经济与战乱的双重打击迫使农民以及小商人继续涌入上海等大都市之中寻找机会，这就为上海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发展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见，上海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深深地扭结在一起，而金融投机市场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中逐渐兴起的。帝国主义借助金融资本力量来控制中国经济，进而以金融市场中的投机活动来彻底摧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乡村经济力量的意图，便在茅盾对这种投机行为的虚幻性的描写中显露无遗。这种虚幻性背后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表现在公债交易过程中人为操纵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公债交易价格的涨与跌毫无规律可言，几乎完全受控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力量的控制；另一方面表现为，这种虚幻性再生产出了维护其自身控制模式的主体性力量。小说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对当时的经济狂热现象保持冷静审视，如范博文、李玉亭，等人。然而，这些人根本无法唤起吴荪甫等人对公债投机活动的警惕，他们的言行举止在后者眼里无非是不合时宜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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