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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子夜中金融资本的虚幻性与主体重构(6)

来源:新金融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5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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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资本给人造成的虚幻感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资产阶级,它同样波及到了工人阶级。在第十六章中,当进步工人朱桂英被李麻子他们逮捕之后,朱桂英的

金融资本给人造成的虚幻感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资产阶级,它同样波及到了工人阶级。在第十六章中,当进步工人朱桂英被李麻子他们逮捕之后,朱桂英的老母亲由于伤心过度出现了幻觉:“老太婆觉得有一只鬼手压到她胸前,撕碎了她的心;她又听得竹门响,她又看见女儿的头血淋淋地滚到竹榻边!”[2]501仔细分析这种幻觉便可以发现,这种描写实际上包含着茅盾对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力量的深刻思考。如果说帝国主义的资本力量及其帮手是造成吴荪甫出现幻觉的“鬼”,那么,朱桂英老母亲幻觉中的“鬼”则恰恰是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及其帮手。在这两种幻觉中,吴荪甫由一个受害者变成了迫害者,但无论如何,他都无法避免地深深陷入到充满虚幻色彩的“魔域”之中。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这种虚幻色彩表明,金融资本力量就像“鬼”一样游荡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不仅让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饱受精神煎熬,它还给中国工人阶级带来了无以名状的魔幻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资本不仅通过公债交易活动控制了上海的经济命脉,而且,它在登陆本国之后,显示出了强大的主体重构力量。这种主体重构力量的集中体现,就是在金融投机活动中对本国的经济主体进行同化。例如,在第十二章中,吴荪甫开始意识到他自己的矛盾之处:既想办实业,又想通过公债投机获得超额利润。如此矛盾的处境从根本上来说,源于他在表面上对抗外国金融资本的同时,在无意识中被这种资本运作逻辑同化了。这才是他最终失败的根源。上文提到过,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在控制中国经济的同时,通过公债市场中的投机活动,再生产出了维护这种控制模式的主体。这也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现代主权并不是以追求自由与解放为目的,而是一种全面压制和规训人类的新秩序。”[10]99-106从表面上看,吴荪甫不同于那些混迹于公债交易所的散户,但实际上,他与这些人并没有本质区别。他的投机行为在加快了自身毁灭的同时,也加快了金融资本摧毁中国经济的速度。他的悲剧性并非来自他无力对抗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而在于他始终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所竭力反抗的,恰恰是包括他自身在内的异化了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显然,茅盾试图借助这种明显带有悖论意味的人物形象,传达出他对于金融资本主体重构力量的深刻反思,即金融资本凭借其强大的价值运作逻辑,在生产出带有虚幻色彩的投机市场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投机者人生理想、价值追求的重构。这后一方面对现代中国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无疑是茅盾在小说中探讨的重点所在。

在小说第十六章,当周仲伟厂里的工人来他的公寓门前闹事,扬言要烧掉他的住宅时,他之所以能够泰然处之,并上演一出“空城计”,使得工人一筹莫展,原因并不在于他谋略过人,而在于他的财产全部受到保险公司的保护,而这些保险公司恰恰是由外国人开办。这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细节说明,帝国主义在华实施经济控制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民族资产阶级能够自主应对一切危机与挑战的程度,或者换句话说,民族资产阶级更像是帝国主义在华包养的宠物,徒有其表而已,并不能通过自身的力量实现经济富强。并且,处在这种包养之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眼光之短浅、内心之扭曲,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周仲伟竟然完全不顾妻子的死活而只在乎她是否会在寿险失效之前死掉。在这种情况下,周仲伟先寄希望于吴荪甫的益中信托公司来租他的厂子,以便将破产的风险转嫁给别人。不巧的是,益中公司同样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然而周仲伟并没有彻底灰心,他转而向交际花徐曼丽求助,希望让她在赵伯韬面前帮自己美言几句,好让赵伯韬接管他的火柴厂。当他再次被婉拒之后突然哈哈大笑,并提到了吴老太爷丧事当天他们几个人欣赏徐曼丽在弹子台上跳舞的情景,而现在看来:“哈哈!那真是一出戏,一场梦!……哈哈,密司徐,这里的大餐台也还光滑,再来跳一回舞;有一天,乐一天!”此时,叙述者也忍不住插话道:“当真是吴老太爷丧事那天到现在是一场大梦呀!他们发展企业的一场大梦!现在快到梦醒了罢?”[2]522-523

至此,茅盾勾勒出了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力量控制之下的中国社会现实所呈现出的虚幻性的一面,同时也揭示出金融资本的虚幻性深深嵌入到了主体思想意识内部,实现了其主体重构的目的。并且,茅盾在《子夜》中刻画的民族资产阶级更像是一群盲目逐利的投机者,而非真正关心民族兴亡的爱国者。即便是吴荪甫这样的主张“实业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面临自身利益遭受损害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救国的理想抛到九霄云外。因此可以说,帝国主义通过金融资本力量控制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塑造出了维护这种控制模式的主体力量,而民族资产阶级无疑是这种力量的典型代表。借此,金融资本力量便从根本意义上参与到了重塑中国社会以及主体性格的过程中,在促进看似“现代”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同时,试图撤销“前现代”以及“反现代”的思想意识领域对抗性力量的存在基础。这才是其虚幻性的最集中的表现。

文章来源:《新金融》 网址: http://www.xjrzzs.cn/qikandaodu/2021/0625/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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