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目录

论子夜中金融资本的虚幻性与主体重构(5)

来源:新金融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5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而吴荪甫的幻觉越到后面越严重,并且,各种各样的刺激一股脑地涌进他的头脑中,以至于使他经常处在现实与梦境二者的交替之中。在最后一章中,神经

而吴荪甫的幻觉越到后面越严重,并且,各种各样的刺激一股脑地涌进他的头脑中,以至于使他经常处在现实与梦境二者的交替之中。在最后一章中,神经高度紧张的吴荪甫甚至从梦中醒来以后又在洗脸盆水的倒影中看到了赵伯韬的奸笑,而在大衣镜中看到的则是自己的一脸败相,吴公馆中忙忙碌碌的仆人们似乎也都是“幸灾乐祸的眼睛对他嘲笑”。而他最后一次去交易所,也是“像做梦似的”。这种描写已经不仅仅是资本对人的“异化”所能简单概括的现象,它包含了作者对隐藏在资本力量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批判态度。

三、金融资本的虚幻性与主体重构

《子夜》向来被视为“写实主义”小说的典范,但是这种归纳却忽视了茅盾在这部小说中埋藏的另一条隐伏的线索——对金融资本虚幻性的揭露。通观整部小说,主要人物围绕着公债投机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说是小说的核心内容。不过,在展示这些人物投机活动的过程中,茅盾已然开始铺垫揭露金融资本虚幻性及其对主体进行重构的线索。

在《子夜》中,金融投机机构无疑扮演着搅动整个社会秩序的角色,它们通过控制金融市场的行情,来制造、引导社会舆论,进而达到迷惑、同化投机者的目的:“华商证券交易所投机的人们就是谣言的轻信者,同时也就是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2]298。在这里,这些投机者和“华商证券交易所”一样,已经不再是具有独立地位的主体,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所谓的“媒介”。然而,更可怕的是,他们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媒介”(如报刊、电话、电报等),他们除了接收、传播谣言之外,还是谣言的制造者。因此,称之为“媒介人”更能凸显出他们的社会角色。《子夜》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无一不与这些“媒介人”多少有点关联(例如吴荪甫、赵伯韬、屠维岳、杜竹斋、尚仲礼、雷参谋、刘玉英、徐曼丽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关联又影响到他们身边的人,进而将整个故事纳入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关系结构中,在这个关系结构中,人物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可以追溯到金融市场的动荡所产生的影响。

正是金融市场的动荡,让吴荪甫逐渐失去了对手中资本的控制,他不断尝试通过金融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但是却越来越陷入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即便是范博文这样的边缘人物,也能看出吴荪甫他们所谓的工业救国论是多么肤浅,因为在吴荪甫眼里,“企业家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根本不理会他出口的丝被外国工厂加工成绸缎之后反过来倾销到中国的事,在他看来,“那是应该由政府的主管部去设法补救,企业家总不能因噎废食的呀!”[2]164从这里可以看出,吴荪甫等民族资产阶级口中所谓的“工业救国”,不过只是他们假公济私的谋利手段,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自身的利益而已。因此,范博文这一人物形象在文本中显得十分特别,尽管他看上去是一个不问世事的文弱书生,但是他却时不时冒出几句“警语”来提醒人们不要光看到事物的表面。特别是他对吴荪甫等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矛盾性、对金钱的罪恶的控诉,显示出了他在金融资本面前比任何人都更具有清醒的意识。然而,他的“警语”却一再被身边的人看作是无关痛痒的“诗情”,甚至,在杜学诗眼里,中国之所以沦落到当前的境地,都是范博文这类人太多的缘故。这就使文本内部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叙述声音:一种是以范博文为代表的(包括经济学教授李玉亭),对中国现实问题有着清醒认识,却无力扭转时局,只能借助看上去缥缈无力的诗的语言(或者如李玉亭一样充当缓和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关系的说客)来“警醒”身边的人;另一种是以吴荪甫为代表的,主张“实业救国”,以“铁掌”般的政治手腕使中国强大起来的人。显然,范博文一类的人物虽然处于文本的边缘位置,但是他们的判断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因此,范博文等人在文本中的边缘位置也就使得文本在叙事层面形成了明显的悖论,即当大多数人都以为依靠振兴实业的方式才能救中国时,唯有少数人看出了其中的虚幻色彩。茅盾显然是要将这种悖论全盘呈现给读者,而范博文、李玉亭等人的意义就在于,他们时不时地以“诗”的形式(或者不经意间的议论)对众人发出“警语”,提醒读者注意到“实业救国”这种信念的虚幻性。否则,我们便无法将范博文的言行举止和文本的叙事脉络有机融合在一起。饶有意味的是,经济学教授李玉亭在文本中充当的“说客”形象,实际上暗示出“现代”教育体制所培养出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充当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引导者角色,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扮演着依附于民族资产阶级与金融买办幕僚的角色。这也提示出在1930年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知识分子同样受制于资本力量的左右,无法拥有其独立性与批判性。社会学研究者指出,近代上海的大学教授在经济收入方面并不能保障他们拥有优裕的生活条件,这些大学教授往往需要在教课之外开辟种种“副业”,来填补家用[9]131-139。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经济学教授李玉亭对时局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是,他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状况决定了他的依附性,他只能摇摆于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而无法对整个时局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更进一步说,他有无革新社会状况的意识同样值得怀疑。

文章来源:《新金融》 网址: http://www.xjrzzs.cn/qikandaodu/2021/0625/653.html



上一篇: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和路径研究
下一篇:新商科背景下财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优

新金融投稿 | 新金融编辑部| 新金融版面费 | 新金融论文发表 | 新金融最新目录
Copyright © 2018 《新金融》杂志社 版权所有
投稿电话: 投稿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