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夜中金融资本的虚幻性与主体重构(3)

除此之外，战场上的“信息”和公债市场的交易直接关联在一起的情况，使得“信息”成了决定公债投机者命运的重要因素。然而，“信息”本身的可靠性却颇为可疑。一方面，“信息”的误传造成了冯云卿的倾家荡产；另一方面，即便是在赵伯韬身边和战场中都有“线人”的吴荪甫，他得到的“信息”也并非百分百真实。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看似牢靠的“信息”，实际上只是帝国主义利用金融资本操控中国经济的手段。这就突出了“信息”的虚幻性的一面。而且，刘玉英表面上是吴荪甫收买来安插在赵伯韬身边的侦探，但是这个侦探却另有打算。她并不那么听从吴荪甫的安排，反而计划着利用刺探来的“信息”从吴荪甫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在这里，刘玉英和吴荪甫、赵伯韬都不是主角，主角是“信息”，而这些“信息”背后，则是金融资本的强大控制力量。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很早就指出，《子夜》中的真正主角是金融资本，小说里的主人公只不过是金融资本力量控制之下的提线木偶[6]14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范博文和李玉亭则显得尤为清醒。他们不仅能够看出在公债市场上挣扎的人们的可怜相，而且对整个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这些人却被排斥在权力话语的边缘，手中也没有能够左右时局的力量。因此，帝国主义在借助金融资本对中国的经济进行间接控制的同时，再生产了维护这种控制模式的本土力量，这些力量反过来排斥了颠覆这种控制模式的可能性。所以以范博文、李玉亭为代表的这些人只能以“诗意”的“警语”，或者苦口婆心的劝导，来提示周围的人们对根本问题的关注。然而，在强大的金融资本力量面前，这些提示更像是无关痛痒的“梦呓”，丝毫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多数人继续在金融资本所营造的虚幻中缠斗。

二、在虚幻的上海缠斗

充斥着“现代”事物的上海逐渐孕育出了与之相对应的生活节奏，与此同时，繁华的生活“环境”也逐渐给人的意识带来了虚幻的感觉。无论是在人与“现代”事物之间，还是在人与人之间，这种虚幻的感觉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弥漫开来，在整体氛围上给小说营造出建立在真实生活基础之上的虚幻感。最能体现这种虚幻感的，无疑是小说中无所不在的“欺骗”。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欺骗”的行为不仅存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以及他们与工人群体之间，这种“欺骗”行为还溢出了狭小范围内的勾心斗角，渗透到了小说的方方面面。比如，曾家驹在吴公馆的“欺骗”，屠维岳在裕华丝厂的“欺骗”，冯云卿、冯眉卿父女之间的“欺骗”，费小胡子对吴荪甫的“欺骗”，刘玉英、韩孟翔对吴荪甫的“欺骗”，工人内部的“欺骗”，工会成员之间的“欺骗”，等等。而笼罩在这些“欺骗”行为之上的更大的“欺骗”，则是帝国主义通过金融资本力量来控制公债市场中的投机活动，从而愚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普通百姓的事实。

纵观整部小说，“欺骗”行为可以说构成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不同人物、阶层之间的“欺骗”，促使他们不断地猜测对手的目的，进而采取有利于自身的行动，同时制造出迷惑对手的新的谎言。这就使得小说的故事内容基本建构在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谎言之中。随着“吴赵斗法”告一段落，新一轮的“欺骗”似乎又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序幕。小说结尾部分暗示，吴荪甫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宏大计划，他的退出只是暂时性的，只要他日后羽翼丰满，他依然会卷土重来。只要不对社会现状进行根本性变革，那么这种“欺骗”的行为将永远不可能彻底消除，直到“谎言”本身成为现实。而当这种虚幻感被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真实”来对待时，这种由金融资本所生产出的虚幻感便混淆了“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并借助民族资产阶级之手，将这种虚幻感演绎到了极致。

然而，这种虚幻的环境对于小说中具体的人物而言又分明包含了一种现实的力量，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追求和价值信念。尽管这些人物无不挣扎在带有虚幻色彩的都市环境中，但他们的行动实践却又分明具有现实意义。在《子夜》中，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各自的附庸者，无不在金融资本力量控制下的上海操持着各自的营生。他们在应对殖民势力的经济入侵时，同样有其现实层面的种种诉求。例如，由于金融资本的力量逐渐占据上风，导致孙吉人、王和甫、周仲伟等实业家准备联合吴荪甫一起来办一家专门服务实业的银行，来抵御资本主义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这种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是爱国的表现，但实际上，隐藏在这种行为背后的思维逻辑，却受到了金融资本运作逻辑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通过金融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方式，逐渐开始内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内在诉求。这无疑是金融资本的运作逻辑成功同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鲜明例证。由此可见，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业也好，兴办银行也好，本质上并没有构成反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的根本性力量，他们的努力充其量是以毒攻毒。这就突出了文本内在意蕴的深刻：茅盾正是要描写他们在面对金融资本控制的局势之下，拼死挣扎却又无力回天的缠斗，来表现在金融资本控制之下的民族资产阶级想要通过振兴实业来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努力，只能是一场虚幻的美梦。这也表明，打破这种虚幻性的力量不可能从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生发出来，必须从外部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才能使中国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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