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夜中金融资本的虚幻性与主体重构(2)

另外，《子夜》中十分具体地描写了吴公馆以及华商交易所等场所，同时也对活动其中的人的服饰、空间布局等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显然，这种“环境”并非指由自然状态下的事物所构成的客观环境，而是具有了黑格尔所说的“情境”的意味，它是“经过特殊化而具有定性”的“人化”了的“环境”[4]255。而这种细致入微的“环境”却提示出：如此繁华的上海、如此充满机遇的上海，不过是一座建造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沙城”，唯其繁华如斯，所以当革命的风暴到来，这座“沙城”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之时，其虚幻性才使人真正看清它的真实面目。作者通过对工人罢工的描写以及对红军发展态势的暗示，便从侧面映衬出这种“现代文明”的虚幻性。

应当注意的是，《子夜》中所有主要人物的命运，都离不开对“信息”的依赖。他们或者借着“信息”扶摇直上，像以赵伯韬为首的金融买办；或者因无法及时获取有效的“信息”而损失惨重，像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更有被恶意封锁“信息”传播渠道，以免扩大罢工风潮的工人阶级。事实上，金融资本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控制除了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之外，还包括对“信息”以及传播“信息”的“媒介”进行控制。赵伯韬之所以能够扶摇直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及时获取关键“信息”；与此相对，吴荪甫则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他对战事、金融市场的“信息”的获取，全部来自二手的“媒介人”（如雷参谋，刘玉英，李玉亭等人）。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要想获得独立发展之地位，必须首先打破帝国主义对金融市场以及“信息”的垄断，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扭转被动的局面。然而，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与其说他们对资本主义的金融控制有着明确意识，不如说他们的一切行动无意中强化了对金融资本力量的崇拜。他们试图将金融资本的运作逻辑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此来获得巨额利润。至于振兴民族工业的事，只不过是在他们盈利的基础上的顺水推舟。不过，吴荪甫没有意识到自己并非“信息”的生产者，而只是“信息”的消费者、传播者。尽管他的行为的确牵动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以他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不能掌握“信息”的全部内容。他们的一系列行为，无非让金融市场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正是由于“信息”成为了主宰人物行动的主导力量，所以掌握了赵伯韬和吴荪甫之间争斗的关键“信息”的刘玉英，就像掌握了交易所那些散户的命运。然而，这一切在刘玉英看来却是如此“滑稽”：“她想来这里是发狂般的‘市场’，而那边，‘市场’牵线人的赵伯韬或吴荪甫却静静儿坐在沙发里抽雪茄，那是多么‘滑稽’；而她自己呢？现在握着两个牵线人的大秘密在手心；眼前那些人都在暗里，只她在明里，那又多么‘滑稽’！”[2]347这一切显得“滑稽”是因为，在公债市场中投机的人们都以为自己有机会获得成功，却又都像牵线木偶一样被别人利用着。而在这能看到的“滑稽”背后，读者又分明可以感觉到有一种看不到的“滑稽”在左右着这一切，即帝国主义利用金融资本对中国经济进行间接控制。因此，受控于这种无形力量的人物的行动就显得虚妄而且滑稽。这种虚妄与滑稽一方面源自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则源自他们无法透过这些“信息”来找出生产这些“信息”的真正源头，进而认清当时的整体局势。

别有意味的是，在传递“信息”方面，“电话”与“电报”在小说中的作用显而易见。“电话”在《子夜》中的主要角色是沟通战场、公债市场消息的工具。瞬息万变的公债市场和战场的动态紧密相连，而这些消息又借助“电话”及时传递给吴荪甫、赵伯韬等人，这又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一系列应对举措，并由此加剧了吴、赵两大阵营之间的明争暗斗。“电报”同样扮演着沟通战场与商场之间消息的工具。在第十章中，当吴荪甫得知雷参谋从天津传来电报时，几乎在一瞬间，他的思绪迅速转向了自己的生意，随之在脑海中引起了一系列的疑问和应对计划。这一系列的举动，无不由“电报”这样的“现代”事物所引发，而人物的举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可以说，“电话”“电报”等“现代”事物在文本中显然已经具有了某种独立性，它们不仅承担传播信息的功能，同时也成为人物行动的推动力量。于是，文本在叙述过程中，出现了叙述的“分层”：从表层来说，文本中出现的诸多“现代”事物起到了环境描写与气氛烘托的作用，而从其内在叙事功能角度来看，这些“现代”事物本身获得了“叙述者”的身份，只不过这种“叙述者”是包含在小说叙述者叙事范畴之内的一种“次叙述者”[5]94-98。而这种叙述以及叙述者的“分层”，显然提示我们注意文本中“现代文明”本身所具有的叙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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